这些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建立信任和信誉的机会。通过官场的人物美言几句，至少能够获得贸易的许可。

    再一个，就是之前已经确定了贸易和地租两种盈利模式，以及剥削劳动盈利的手段。之前在台湾沿海转了一圈，上面的土著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晚期，村社之中既有女神又有祭司，基本上没有私有制和土地纳税的概念。

    没有私有制和土地纳税的概念，这就很不好，也就确定了这群人不容易盘剥容易反抗。反观泉州漳州一代，这里的人都有纳税和私有制的概念，也是最好的劳动力和盘剥对象。

    所以救灾除了为了贸易，也是为了在民间建立好的名声，将来很容易煽动这些活不下去的人远渡海峡，去开垦那片荒芜的土地。

    无论是种糖、种稻还是熬汤、开矿，只要确定土地所有权归公司并且以武力保证，这就是一项堪比贸易的收入。

    趁着这次救灾，可以在泉州建立一个好名声，至少不会有隔阂，将来沟通起来也更容易。

    而且以成本来看，必须要和福建的人搞好关系，不管是组建暴力机关还是维护贸易，都需要人。

    但是陈健在出航之前又从缅甸购买了一些番薯，说是救灾之后可以帮着推广番薯，以免很多贫民饿死。

    一听这话，当时许多人就提出了反对。

    有人指出，可以帮着他们防疫，可以平价卖掉稻米，还可以学习天主教一样建立医院收容穷人，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推广番薯这种事是对将来不利的。只有大灾、饥荒才能促使更多的人逃亡到岛上，毕竟不准随意迁徙的。

    而推广了番薯，会让那些原本准备逃走的人，重新跌回到忍受力之内。没有劳动力，公司就赚不到钱，而想要廉价的劳动力就必须要让泉州的百姓挨饿才行。

    不挨饿，跑过去的人就少。尤其是随着番薯的种植，就算遇到灾荒，原本挨饿的有十个，如今只有五个，怎么算都是不合算的。

    争论由此展开，意见也明显露出了之前就暴露的种种分歧。

    那些渴望开展奴隶贸易的，对帮着推广番薯的事显然是反对的。在国内还可以用同一祖先之类的借口，阻止这种行为，但在这里，既然黑人可以当奴隶，凭什么这些人就不行？即便当奴隶从剥削的角度来看不合算，采用另一种方式以降低成本，但是不推广番薯饿死一些人逼得另一些人跑过来，显然更符合利益。

    反对这种行为的，有认为世界上的人不分彼此都是人，应该有这种道德，而且长久来看这也是有益的，能够获得更大的声望。甚至于他们来奴隶贸易都反对，认为这样做不对，而且应该帮助各个受到制度压迫的人民推翻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国家等等。

    这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即便长相相似习惯相近，终究还是异族。

    民族主义的那一套用在这里，就是想办法怎么肢解中国，怎么把人都抓取当奴隶或是廉价劳工，怎么控制上层成为一个倾销地和殖民地。

    就算那些反对的，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长久的利益，而非是出于对这种行为本身的反对。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在思想上反对这种行为的。

    况且，对于救灾这种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有人说，如果我们不救灾，那死的人更多，我们不帮着推广番薯、不帮着防治疫病，他们也还是一样会死。这些人的死又不是我们杀的，这也不涉及到道德底线，在底线之外应该考虑的就是利益。如果说，这些人的死亡是因我们而起，那么你们可以指责这是不道德的，可并不是我们引起的，难道不做好事也应该受到指责吗？

    争论之后，陈健无奈地解释道：“推广番薯，是为了让那些潜在的劳动力活下来。首先，我们现在并没有直接占据那座大岛的能力，至少也要忙完这件事、开辟了太平洋航线之后。而那时候，这些人都已经饿死了。”

    “其次，这些人不饿死，只要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不变，终究还是承受不住一丁点的风险。就算有番薯，也不过是现在饿不死，将来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

    “人饿死只需要一个月，一个月之内我们既然不能做好开垦那座岛屿的准备，为什么不先把这些劳动力豢养起来不至于让他们饿死呢？如果饿死了许多，劳动力终究还是稀缺的。”

    “这不是很长久的打算，而只是三五年之内的打算。我们可以获得足够的名声，这样也便于我们的管理。”

    又讲了一堆，当时便有一人一拍大腿站起来道：“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到了个赚钱的办法。那西班牙的殖民地和那些群岛缺乏奴隶，你既说道豢养，其实咱们完全可以在自油港上建立一个养殖场。把奴隶们抓过去，就像养猪那么养着。这样，女人一年能生一个孩子，咱们配上专职的医生和接生的，抓几个强壮的当男种奴，挑选乳丰臀大的女奴当工具，十年就能翻十倍！”

    “每个人每年四百斤玉米，十年也不过四千斤。十年后第一批小奴隶就能出售，利润至少百分之一千！”

    记得当时双方的人就对骂了起来，好容易算是把那些声音压了下去，陈健在心中狂骂。

    当初湖霖就说自己冷血无情，到如今真快要坐实了这个名声了。若是党内组织在，哪里需要这么多歪理，可面对这群利益至上的国内随行的人员，就必须说的这么血腥。他们没做错，自己也没做错，只是意识形态的争端的一种表现而已，将来在国内也会越发激烈。

    如此一番，陈健是越来越怀念在闽郡、南安、大荒城这几处基层组织基本建立的地方，很多东西做起来也容易得多。可在这里，离开了组织真的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成，连讲道理都要遮遮掩掩用一种别人能接受的说法说出来，还要面对这么多反人类却又被当成正常的话题。

    然而，最黑暗的日子还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