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这次的新蹴鞠大赛，陆垚在其中的表现让陆盱着实有些刮目相看，本来陆盱以为，这新蹴鞠大赛只不过是跟其他的产业一样，陆垚只是想要通过这个比赛来获得一些名声，又或者是再赚上一笔钱。不过，当陆垚说出这比赛对于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时候，陆盱还是对自己这个儿子高看了一眼的。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陆盱鼎力支持陆垚的情况出现。
然而，陆盱和陆垚心中都明白，在如今这个世道，其实对于生长于官员家庭中的孩子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命运，似乎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还没有哪个官员的孩子最后不选择入朝为官这一项。不过，陆垚是个特例，其实一开始，他倒是真没有要入仕为官的打算，他本想着，在这汴梁，好好搞自己的产业，好好弄一些工厂，赚钱，潇洒一生，多么快活。
然而，世事变迁，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陆垚对韩家的小姐韩韫玉一见钟情，而那韩永合，又偏偏是个十分喜欢官场的人，他现在已经做了尚书大人，若是想做他的女婿，那可以说不弄个虚名扣在脑袋上，是绝对不够资格的。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点原因，让陆垚决定好好参加这次科举考试的，还是因为之前和棠溪发生的事情，民生疾苦，陆垚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实在有限，若是想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这个现状，那就只能有一种方法，就是自己掌握权力，去实行变法。
当然，历史上实行变法的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一点陆垚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在自己真的没有到达那个位置之前，陆垚也不想直接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一来是亲事，客观上必须要在科举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二来，也是为自己心中的理想铺路，必须在朝堂之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客观因素还有主观想法，都催促着陆垚去参加这次科举考试。当然，至于如果真的科举及第了，后面的事情，陆垚现在也没太细想。
七天的时间，自己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自己也没有想过，所谓尽人事听天命，陆垚也就只能这么去想了。
说起我国的科举制度，那可是有许多的资料可以参考。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的举行的。唐朝科举与宋初科举每年举行一次，宋太宗时期改为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宋朝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明清科举改为考八股文。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想到这里，陆垚不由得想起了王安石，按照年岁来算，这王安石今年应该是三十左右岁，还没到他出山进行变法的时候，一想到王安石，就不得不提到在王安石之前也举行过变法的范仲淹。其实一直以来，陆垚的那个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按照年头来算，现在已经是范仲淹变法之后的时候了，为什么在朝堂之上，所有官员的口中，还有陆垚看到的一些大小事物当中，都完全没有范仲淹变法的迹象呢？
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说，因为穿越的原因，时间发生了错乱？
说回科举。
周代以“乡举里选”的方式，即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上贡到王的贤士，由王亲自考试，内容是射箭。在周代以前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集团家族的成员才有可能接受教育而成为知识分子，国家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主要由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所世袭领有，具体表现就是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有某种举荐选拔，也基本上不超出宗法家族的范围。举荐选拔超越世袭血缘关系的罗网而登上高位的只能是极其偶然的例外。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卿世禄制被严重破坏，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过举荐、考核而选拔登进人才的情况越来越多。由举荐考核而任用（以及按劳绩提升）的官僚制度逐渐产生。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面的扩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刘邦下诏命令各级臣下举荐贤才，形成后世乡贡的最初形态。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两次下诏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对被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诏令各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后来两科逐渐合并为一科，称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察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东汉时为了避讳刘秀而改成“茂才”。唐宋时泛称一般读书应举者为秀才，明清特指通过初级“县试”入学的学生为秀才。汉代各科察举都要通过朝廷考试。但是汉代察举考试与后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区别在于：考试在察举中并不重要，举荐是决定性的。察举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基本不存在黜落，“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举荐权掌握在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权贵手中。察举并不是两汉仕进的最大渠道。从汉初以来”任子“、“赀选”、皇帝和各级官僚的直接辟召仍然进行。一般士人往往时先征辟为州郡吏员，才由上司向中央察举为秀才、孝廉等等。但是，一般没有门路的布衣平民，几乎没有被察举的可能性。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西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在南朝齐时，秀才科的策试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五问（合格）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不及格四等，而不及格者“不合与第”，不予授官。这说明考试已经比过去严格得多。南朝梁时，梁武帝在建康设立五经馆，考试及格就给官做。各地寒门士子纷纷投馆就学。其考试办法为“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已经明确提出了对寒门庶族子弟不论出身，随才录用的规定。
在北朝，北魏、北齐“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州县都设置中正，中书、集书、考功郎三个部门的官员分别考核秀才、贡士、廉良三类人。）可见，北朝当时的考试办法已经分科别类的实行，并且监督考场，不合格的举人当场就遭受斥黜。
不难看出，在科举制度的初期，其实寒门子弟，也就是和陈晨一样的那些布衣家庭的孩子，是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的，即便到了现在，如果不是陆垚的活字印刷术出现，还是会有许多的人连书都看不上，文化程度的缺失，也是造成了国力没有办法发展的重大原因。
科举制的首创时间史学界存在争议，有汉朝、隋朝、唐朝多种说法。
部分历史学家以隋朝有分科举人与进士科为由认为科举制开始于隋朝。部分历史学家考证证明科举制开始于汉朝，证明汉朝不仅有分科举人、按科举人，汉朝还有考试进用，而且没有可靠证据证明隋朝有进士科。部分历史学家考证证明科举制的本质是唐朝开始的允许自己报名参加（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以及考试黜落法，科举制开始于唐朝。
究竟这科举制的首创时间到底起源于何处，现在也没办法做过多的考究，不过，唐宋这两个朝代，确实是科举制发展较为鼎盛的时期。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等。唐朝对秀才要求特别高，结果士人很少应试秀才，不久秀才一科就废罢了。此后“秀才”岁成为对一般读书应举者的通称。明经、进士二科在唐代科举吸引了最多的考生。
明经起源于的汉代，唐代“明经”科考试各部儒家经典，此外还包括《老子》。明经不全考十多部儒家经典，而是分为明一经、两经、三经、五经四个级别。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规定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为进士科加试帖经、杂文，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唐代制科科目多达一百多个，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等。应制科试者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科举及第者，现任或罢任官员也可参加。
唐朝科举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的确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唐文宗时的宰相段文昌，王播都是寒门贫士，早年甚至吃不上饭，向人求食，他们都是通过进士及第入仕的。这些寒士显达后多拉拢同类，如李逊、李建兄弟“家素清贫”，举进士而得高官。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建知贡举，“三十三人皆取寒素”。
科举放榜后为学子们举行的庆祝的宴会，在唐代、五代、宋初称为闻喜宴，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开始改为在琼林苑举办，因此这场宴会又被称为是“琼林宴”。
陆垚想到这里，不由得已经开始有些头大了。虽说自己有着穿越者这个身份的优势，只不过，跟一些这个时代的穷酸文人们凑到一起，陆垚真觉得到时候恐怕自己会坐立不安，估计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不过好在，至少欧阳修、苏轼苏辙应该都会出席，到时候陆垚还是找一些自己熟悉的人跟他们聊天吧。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唐代科举考试有两级（即地方州县的发解试和中央尚书省礼部的省试），宋初承袭其制。开宝六年（973年）以后，宋朝将天子亲临殿试变成为定制，州县发解试第一名自唐以来即称“解元”，中央省试第一名宋代改称“省元”，殿试第一名方才称“状元”。“连中三元”遂称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愿望。殿试时皇帝一般并不亲自阅卷，事实上仍由各考官阅定等。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览”。皇帝控制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后，新进士们即成为“天子门生”。
应该说，陆垚最后的目标，就是成为天子门生，也就是，通过殿试。当然，若是能走到这一步，也就意味着，他自己一定会取得科举及第的成绩。
虽说在陆垚看来，这次的考试是一个开卷考试，自己有着充足的时间去做准备，不过，也不要小瞧了那些为了这次考试准备了许久的其他考生。更何况，这些人的压力，比起陆垚来可能要小上不少，对陆垚来说，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有陆府的地位，都和自己这次科举考试的成绩息息相关。
弥封、誊录，时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弥封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记录封贴起来，又叫做“糊名”。糊名之法最早出现在唐朝，唐初在吏部诠试授官时，所试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知贡赵上交首次在进士考试中采用糊名弥封的办法取士。
考生姓名弥封后，考官仍能认识其笔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设置誊录院，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试官审阅，此后省试、发解试也次第推行誊录制度。此外，北宋还进一步加强了科场纪律，实行严格的搜身法规，考察内兵卫罗列，巡行监视。北宋时举子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颇盛，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挟书为奸”者颇多。北宋力求堵塞各种权门舞弊之徒，自然要严肃考场纪律。
第一百三十二章 科举制度（2/2）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