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好在，赵祯这个时候，这种监考制度还是执行度非常高的，至少在陆垚这次考试过程中，想要作弊，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想到这里，陆垚多少还是觉得有些欣慰的，别的不说，就拿现代的大大小小各种考试来说，作弊者真的是不计其数，从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了，直到现在，每到考试的前一个月，甚至于两三个月前，各个学府的门口就总会出现这么一帮人，会小声的问你，四六级包过，需要么？

    又或者，每个教学楼内，也都开始有小广告的张贴了。

    虽说科技在进步，但是这些投机取巧者们的手段也在进步，现在看来，古代的这种考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监考的严厉程度可要比现代的考试要严格多了。

    最关键的，还是说处罚的手段，要知道，在古代如果真的被当场发现作弊，那最大的处罚，可是要杀头的，或者，终身禁止你考试。这样的惩罚，可比现代只是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的处罚要强太多了。

    北宋科举最初仍每年举行，但随着实行弥封、誊录，增加殿试等，使每一次考试的组织准备、人员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每年举行考试，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疲于奔命。因此从宋太宗以后，科举实际上已没有每年举行。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

    虽说这是一件好事，不过陆垚已经做好打算，若是自己取得了一个好名次，获得了机会，一定要建议赵祯取消这个典礼。

    很简单，当着所有考生的面直接公布所有人的成绩和名次，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人来说，自然是内心无比激动，他们可以肆意的去嘲讽那些成绩不如自己的人。

    而对于那些排名靠后，或者说直接落榜的人来说，这会是多大的打击呢？要知道，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最后获得成功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部分罢了，实在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么一些人，去打击其他人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朝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与王安石正式推行科举改革：科举只设进士一科，将原来的明经、学究等科（泛称“诸科”）都撤消并入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试经义、论、策；殿试仅试策一道。王安石改革科举的重要目的是统一思想、学术。

    科举考试前期重在诗赋论策，后期重在经学，王安石废诗赋考经义，正是这一转变的枢纽。元、明、清以程朱一家之说严酷统制知识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经新义》、《字说》等统制学校、科举而开其先河。明清科举所重的“八股文”，正是直接从王安石制定的“经义“演化而来的。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反对。

    想到这里，陆垚不由得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现在王安石还没有举行变法，按照他的年纪来说，应该也不过就是在地方做一个地方官罢了。若是自己哪日得到机会，将王安石请过来，再让他和苏轼好好交流一番，说不定，双方可以化敌为友。毕竟两个人都是陆垚十分崇拜的历史人物，陆垚可不想到最后这两个人发生什么大冲突。

    而且，王安石的变法，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陆垚此举，也等于说是在救王安石。

    宋神宗死去，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宰相，推翻了科举改革，仅保存了新法以经义取代墨义的部分。元祐四年（1089年），由于经义取士推行了十多年，许多士人已不长于诗赋，因此宋朝又将进士分为诗赋、经义两科。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又恢复了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

    北宋取消了吏部铨试。但是从宋太祖开始殿试举人，给士子们在省试上增加了一道难关。不少人省试通过了，殿试却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个叫张元的士人，多次殿试落第，愤而投奔西夏，帮西夏出谋划策，西夏军连年侵宋，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们都怪殿试黜落士人。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此后举人通过省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只排列名次。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

    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侵夺索取别人的所有），“无所不为”（什么坏事都做），剥削无所不至。

    后面明清的科举历史就可以不用看了，其实纵观整个科举制度，对于陆垚这种阶层上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而在陆垚看来，这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还是在于寒门子弟虽然考试的参考人数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增多，可是到最后能够进士及第的人，来自寒门的，却是少之又少。

    一定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讲完了历史，陆垚开始研究起了考试的科目。

    各朝科举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科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等等。宋朝王安石变法将科举改为只设进士一科。元、明、清时期的科举也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现在的时间，还没有到王安石变法的阶段，所以，对于这些科目，陆垚还是需要都了解一些才好。

    墨义：即笔答，考官根据经文出题，考生笔答该句经文的前人注疏或上下文。有时采取口答的形式，就称为口义。

    帖经：就是考官任取经典中某一段，用纸条贴盖其中数字或数句，令考生背出来，类似现代填空考试的办法。

    策问（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

    诗赋

    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科加试帖经若干条和杂文二首，至此，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文学才华。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便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

    诗赋考试要求人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人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因而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诗赋考试还可以看出考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水平，这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条件，便于在考试中区分优劣。因此诗赋取士较之后世将考生思想束缚于孔孟之道的“经义”，地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杂文

    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应试者的文学才华。自魏晋以来，社会上崇尚文学之风日盛。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诗赋考试要求考生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考生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

    其实这些在陆垚看来，更有些像现代的语文科目考试，再加上公务员考试当中的申论相结合，其中，除去策问是需要自己临场发挥，结合当下时事作出回答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背书可以解决的，更何况，对于唐宋的诗词，陆垚可以说，掌握程度绝对不低。

    乍一看之下，这科举考试好像真的还涉及范围挺广的，而且，在陆垚看来，这科举制度，消极和积极的影响都有。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与封建社会其他所有选举制度相比,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科举制使应考之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广泛搜罗人才，有着无可辩驳的优点。以考试取士，权在国家，考取者无私恩，黜落者无怨恨，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起过促进作用。科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造成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有一些平民通过科举考试可以上升为统治者；另一些官宦子弟却因科举失利而沦为平民。科举制度推动了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流动，为历代统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科举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自然也有它的弊端。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第二，由于入仕途径单一，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发财的想法，所以导致部分士人产生了畸形的价值观，从而催生一些家庭和社会悲剧。第三，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不过，对陆垚来说，现在，除了科举这一条路，自己，也没其他的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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