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凝聚着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团圆平安和未来美好的祈愿，凝聚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79年这个春节对于贺云来说还处在物资短缺、凭票供应的时代。这时候，过年对孩子们来说绝对是朝思暮想的诱惑，平日里粗茶淡饭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就显得分外香。那种穿新衣、吃大鱼大肉的快感体验，是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的。为了孩子们盼望了一年的那顿年夜饭，春节前的那段日子，家庭主妇们的主题就是排队“抢购”肉、蛋等凭票供应的副食品，有时还要全家出动彻夜排队，有点类似今天经济适用房的排号。

    虽然物资短缺，但人们在困顿中却对年夜饭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视，这就让那些处于“无米之炊”窘境的家庭主妇们为难了，有时她们要倾全年之力来准备这个隆重的仪式。

    1979年，北京春节每人供应富强粉三斤、小杂豆一斤、江米一斤、花生油四两、香油一两、花生半斤、瓜子三两、麻酱一两、鱼两斤。

    贺云的大舅一家1979年年夜饭菜单也许是当时不少城市家庭的缩影：主菜包括油豆腐烧肉、笋烧肉、白斩鸡、红烧包头鱼等，零食包括瓜子、花生、水果糖等。为了今年这一家五口的年夜饭，贺云的大舅和舅妈几乎花尽了两人几个月的积蓄。

    大年三十的早晨，贺云的姥姥苏奶奶就用一口袋装着10双新鞋送到全家人手里，贺云两双，素琴两双，苏萌两双，贺云的大舅，舅妈也都两双，每人都有。全家6口人每人两双共24只鞋，那可是千针万线缝起来的，贺云和素琴很是珍惜他姥姥这份新年礼物。

    1979年1月27日除夕夜，当时名称还叫北京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播出春节文艺晚会，当时全国的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还是黑白的，人们只有在机关单位或者少数干部家庭才能集体观看。当年美国家庭电视普及率为70%，而《人民日报》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中国人对这种坐在家里看电影的生活方式还缺乏应有的想象。但仅仅五六年之后，电视机就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更让人开心的是，在这一年的春节前，一心革命十几年都没涨工资的职工要加钱了，而且人人有份，这无疑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也让年夜饭的餐桌能够丰盛一点儿了。煤炭部春节前通知各地煤矿放假过春节，此前的春节，很多人基本上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名曰“革命化春节”。

    1979年的春节，北京百货大楼第二次在门前广场设立年货摊点，贺云当天和大舅一家，还有三姨一家都去凑了热闹，玩了一天，白天彩旗招展，夜晚灯火辉煌，楼内各层商场也是张灯结彩，一楼大厅还破天荒悬挂起了巨幅春联，出售的服装包括传统旗袍和各色童装等。这是百货大楼第二次开展节日营销活动。第一次在1978年春节。

    自从1978年以后，过年的滋味开始丰富多彩起来！

    今年春节，人们感觉餐桌上的年夜饭丰盛多了。三姨一家和大舅一家都感觉今年的BJ市场上时鲜多了、特产多了，大核桃巧克力、话梅糖等老产品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最令贺云这群年轻人高兴的是五颜六色的灯笼，以及娓娓动听的“空竹”、各种各样的鞭炮、脸谱等。而贺云他们经过北京一些大学。看到很多学生都没有回家过年，而他们春节都是在学校度过的，贺云的大舅说因为他们都是刚考上大学的，他们在争分夺秒地把十年损失找回来。年三十儿晚上，贺云的大舅一家在小酒馆后院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只是三姨家电视机太小，黑白9英寸，贺云唯一记住今年春节晚会歌曲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贺云还记的除夕当天，院里知青们都在讨论，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贺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说的，贺云还是听韩春明说的，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作为封资修被禁止的。在此以后，跳舞热从中南海的红墙内蔓延出来，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

    贺云在看电视时候，还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那是上海电视台春节期间播出了长约90秒的“参杞补酒”广告片。

    第二天香港《大公报》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评论：“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

    而与此同时，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这种4毛钱一瓶、类似中药汤的饮料不感兴趣，年轻人对喇叭裤、蛤蟆镜以及《追捕》、《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样的进口片似乎更入迷。当然，更让他们着迷的是邓丽君那样的“靡靡之音”，从前，他们只有在革命电影中表现国民党堕落生活、开舞会时，才会听到飘出来的那么断断续续的几句。当时，谁要是能有一台砖头式的RB松下录音机和几盘邓丽君的磁带，那绝对是身份和时尚的象征。

    贺云在晚上陪着大家看春节联欢晚会，脑子中思绪却想起从昨天到今天晚上吃完年夜饭，最后看春节联欢晚会，觉得真是丰富多彩。

    除夕，贺云感觉是整个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一天。北京人俗称大年三十儿。这天到处都是喜庆气氛，家家会在大门上贴出大红春联，贴门神，屋里屋外还要贴上挂钱、福字……

    人们更要把自己捯饬一番，不论男女，一大早就会穿上新衣服，女眷们也将提前准备好的鲜艳夺目的绒花戴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些绒花有福寿字、双喜字、聚宝盆和蝙蝠等形式，均系全红色，有的配上小片金纸的装饰。“绒花”与“荣华”谐音，求谐音吉祥，戴绒花即为求荣华富贵之意。

    据说，绒花的起源还与唐代杨贵妃有关。相传杨贵妃鬓角有一颗黑痣，常将大朵鲜花戴在鬓边用以掩饰。而鲜花容易枯萎，她就命人制作出仿鲜花颜色的绒花。后来绒花的制作工艺不断发展，越制越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境界。

    再贫困的人家，这在一天也会有所表示，就像《白毛女》中贫穷的杨白劳，外出躲债到大年三十，回家时也不会忘记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老北京人们历来将“年夜”视为正式的年禧，因为它具有“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特殊意义，所以许多辞旧迎新的重大仪式都在这天举行。

    贺云也跟着他大舅和他三姨父置办年货，大部分是食物。一般在除夕之前，已分门别类的将食品制成半成品或成品，只等年夜全家品尝。老北京人除夕晚上的团圆饭也是全年最丰盛的一次家宴。

    贺云知道他三姨父家年夜饭是有荤有素，有冷荤、大件和清口菜。冷荤有冷炖猪、炖羊肉、冷炖鸡、鸭。大件有：红烧肉、扣肉、米粉肉、红白丸子，四喜丸子。清口菜一般有豆腐、青菜等。主食自然是饺子。

    老北京人在腊月三十和正月初一之交点时要吃饺子，取其“更岁交子之义”。饺子顾名思义是取交于子时的交子意思，正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在包饺子时家家还要把饺子包成元宝形，在饺子中包进糖、铜钱、花生等。如吃到糖的，意味着来年生活甜蜜幸福；吃到铜钱意味着来年财源广进；吃到花生意味着来年健康长寿，因花生又名长生果。现在人为节约时间，多半到外面餐馆吃年夜饭。

    从早上贺云姥姥，大舅，舅妈这些长辈们坐在堂上接受他们小辈们的拜年，行头叩首礼，贺云和素琴说些祝愿的吉祥话，姥姥和大舅长辈们照例要给未成年的小辈们一些“压岁钱”。苏萌表姐和素琴没有压岁钱。因为他们都已经18岁成年，不过贺云过了年才17岁，还没有成年，所以只有他有，让他白得3块钱，可把贺云喜毁了。

    过年四合院里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大人们忙于筹备过年的事，顾不上管束孩子，小孩们可尽情玩耍，除了一年一度的放鞭炮狂欢之外，最惦记的还是压岁钱。传说压岁钱与“祟”在除夕出来害小孩有关。因为“祟”害怕包着铜钱的红纸包，故而也有称“压祟钱”。实际上，长辈给晚辈些小钱，意在祝福晚辈新的一年中吉祥如意，并勉励儿孙在新一年里努力学习。过年给压岁钱，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是一项整合家庭伦理关系的民俗活动，故延续至今。

    在除夕这天，贺云看到韩春明家把祖先的牌位请下来，供上酒席。

    还看到院里一些旗人家庭会把祖先的画像请出来悬挂，全家人按辈分依序跪拜，跪拜之后就可以吃年夜饭了。吃完年夜饭，全家人聚齐，由小辈给长辈磕头行礼，叫做“辞岁”，然后长辈再给小辈一小笔装在红纸里的钱，叫“压岁钱”。然后一家人一起动手来包饺子，按照习俗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应该每天吃饺子。午夜的十二点爆竹响起，迎接从天庭回来的灶王爷，这个仪式和之前的一样，只是供品改成了饺子。年三十这天还有一个传统，叫“守岁”，全家人都要整宿不睡觉，因为当天晚上早早去睡觉，是一个不好的兆头，而且这时的北京城满城都是爆竹声，贺云，素琴和苏萌还沉浸在贺云三姨家看春节联欢晚会激动心情中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大年初一，贺云和素琴，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给贺云的大舅一家还有四合院其他邻居拜年。别管认识不认识出门遇到的人都要互相道贺，说“新禧新禧”“多多发财”，同时互相作揖请安。贺云和素琴到了三姨家，给三姨和三姨父磕三头，贺云磕头前还说各种吉祥话。当然了三姨和三姨父准备给贺云的压岁钱是少不了了，足足给了四块钱，贺云这个年就赚了7块钱，算是比较富裕了。

    静理和静平看着贺云和素琴像他父母磕头拜年，静理说，“你看他们两个像不像在拜堂成亲。”惹的素琴满脸羞的通红。贺云在旁边就一个劲的傻笑。逗的全家都是笑呵呵。

    贺云大年初一晚上睡觉脑海里回顾过去的一年1978年，虽然他才来到1978年年末没多久。但是“你高考了吗？”这是1979年春节期间，知青、工人、学生、复员军人见到熟人打招呼的第一个问候。此时的火车站里，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们都在谈论着高考。几个月前恢复的高考，让数以百万的下乡知青有了靠公平竞争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在春节期间，很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至于“十年风雨”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他们入学则是在春节以后三四月份的事了。

    而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78级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已经结了婚的老大哥，面对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年轻女同学，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的欲念。当时学校要经常接待前来哭诉的“秦香莲”，《人民文学》还发表一篇批判“现代陈世美”小说《杜鹃啼归》，引起轰动。

    而在春节期间的上海街头，时时有打着“我们要回家”标语的知青们的游行队伍。至于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潮就是在今年了。

    贺云这个时候想着虽然来到这个时代不久，他自己原先就是个学生，手里也没有技术，唯一占有优势的就是高考对于他来说小菜一碟，谁让他上辈子是JS省的文科状元，上辈子考上北京大学外语系后第二年又考的研究生，准备以后硕博连读，在读了大学六年后的春节回家的路上，结果就这么掉进下水井里穿了。

    贺云想要在这个时代赚钱，他唯一能够利用就是他脑海里知识，要不然就跟韩春明收破烂捡漏去。

    贺云想两手都要。因为他知道1979年是大批下乡知青返程最多的一年，大城市聚集着大批量的返程待业青年，但是城市里工作岗位真是太缺了，僧多肉少，所以这个年月要不就参加高考考大学，要不就等着分配工作，要不就是和韩春明一样成为一个胡同串子，女同志还好，找个好人家嫁了，就像蔡晓丽，男同志只能像程建军和韩春明一样通过街道分配岗位名额去上班。这个年月最好的就是机械厂，红星钢厂，要不就是食品厂，加工厂，造纸厂之类的。

    贺云想好了，他要办个高考培训班，就利用每天放学和礼拜天，暑假，平常有空去捡个漏。他现在还记的在大栅栏那两把黄花梨椅子只要20块，而他兜里就有过年挣的压岁钱7块钱，配上他兜里十来块，刚好能买下。至于原先厂里慰问发给贺云父母的100块，还有他父母工资83块，以及他父母存的80块钱，263块，经过最近花销还剩200块左右，都放在马素琴手里，那是他们家全部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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