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立刻说道：“《春秋繁露》曰：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晋文公九年十二月晋文公薨，公子欢即位，晋文公下葬的时候，棺椁里有声如牛，晋大夫先轸说恐有兵戈之祸，果不其然，次年秦穆公调兵遣将，要攻打晋国。”

    “大夫先轸再谏，趁秦军立足未稳，翻山越岭兵将疲乏，进攻秦军，晋襄公公子欢应允，果不其然，晋军在崤山中途拦截秦军，秦军大败。”

    “秦军连一匹马一辆车，也没有返回到秦国，原因在于秦穆公操之过急了。”

    “陛下躬节俭，不受献；永思至德，不私己利；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

    “有仁智通明之德，故曰：圣明。”

    于谦说完便喝了口茶，一脸坦然自若，他知道自己说的是实话，问心无愧。

    朱祁钰愣愣的看着于谦，而后嗤笑了下，并没当回事，于谦是正经的文进士，一张嘴上下一碰，就是引经据典，变着花样的、不带重样的夸。

    于谦看着陛下的模样，就知道陛下没往心里去。

    他的确是文进士，但是和陛下奏对，他从来都不是张口就来，这些话他也是观陛下所行，总结而来。

    陛下当政，看似搞了很多的新政，其实大多数都是直接隶属于朝廷或者干脆对皇帝直接负责的新政，讲武堂、钱法、利柄、官厂等等，其实都是直接隶属于朝廷甚至是皇帝。

    譬如：贵州的六枝厂，直接划了一片归工部、兵部管理。

    陛下不给地方官员倍之的机会。

    陛下唯一推而广之的就是考成法，还激起了南衙僭朝的造反。

    反腐抓贪贯穿始终，四川戥头案、陕西冒赈案、山西盐引案、山东孔府案、南衙畸零女户案等等，以及最近发生的南衙科场舞弊案等。

    这些大案，遍布大江南北，每一案都是震动朝野的大案要案，几乎把整个大明的官吏大换血了一次。

    陛下这都是在整顿吏治，也是在遴选刚正有力贤臣。

    王安石的变法为何失败？太过于操之过急，没有整顿吏治，就开始推行变法，执行过程中，就变了味儿。

    陛下在推行新政的时候，总是如此的谨慎小心，一如陛下至今不住皇宫那般慎重。

    这就是于谦说陛下圣明的原因，他有理有据，逻辑清晰。

    奈何陛下一个字都没放在心上。

    无碍，于谦已经整理成册，都送到了京中胡濙手中，胡濙是太子少师，教育皇子，尤其是教育太子朱见澄的时候，绝对用得上。

    王安石的失败，让大宋失去了唯一一次改变三冗两积的机会，王安石的求荣得辱，在两宋一遍遍的上演着。

    章惇、宗泽、岳飞、辛弃疾、虞允文等等名字在朱祁钰面前闪过。

    朱祁钰谈到了王安石新政，自然是想要推行一些新政。

    他手里有几种募集善款的好办法。

    第一个就是发行国债，提高短期利息，扩大宝源局纳储的速度。

    国债可以看做是钞法的一种，用一纸契约换取真金白银，等到国债期限到了承兑，实现朝廷和购买国债之人的双赢。

    户部尚书沈不漏…沈翼对国债之事并不认同，他认为大明的财经事务前所未有的健康。

    大明的国帑每年都有结余，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而且每年的结余越来越多，宝源局的投资也开始初露狰狞，每年几乎翻倍的上交利润，在沈翼看来，即便是陛下不南巡募集善款，也足够支持以工代赈了。

    沈翼总觉得朝廷向民间借钱，有失体统，有损体面。

    现在大明国帑，一个字：阔。

    第二个办法，则是地产，大明在各州府县拥有极多的官舍，将这些官舍，按照朱祁钰在讲武堂聚贤阁外的水泥大别墅的标准建设，在配合地方特色加以社稷，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

    第三个办法，则是彩票，这个彩票可以得到一股庞大的现金流，来补充大明因为以工代赈的巨大投入造成的财政压力。

    三十六枚飞钱搏一搏五万银币。

    十八枚飞钱可以购买一斤猪肉，大约等同于一分银，一两银子等于一百六十分银，五万银币等于八百万分银，等于八百万斤猪肉，等于一亿四千四百万飞钱，也就是十四万贯左右。

    彩票这东西，在中原王朝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南宋的时候，就有关扑，卖的不是纸票，而是一种牌子，名叫笏，这玩法种类繁多，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赢钱，而后又扩展到了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等等，皆依约以价而扑之。

    南宋实际上的都城临安，号称：“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城，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蹴鞠。”

    而宋高宗赵构，更是组建了两只皇家蹴鞠队，分为左右军，而民间则以俱乐部齐云社为主，经常组织全国性的蹴鞠大赛，这自然少不了关扑，售卖笏钱。

    临安城粪霸赵构，自然不会放过这等赚钱的机会，赚的盆满钵满。

    赵构当皇帝称职不称职不论，但赵构绝对是个合格的资本家。

    这三种方式，无论朱祁钰用哪种，礼部尚书胡濙都能找出历史渊源来，为陛下的决策洗地，历史长些，大约就是这个好处，好事坏事，都能自古以来。

    朱祁钰斟酌再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谦。

    “陛下…这…”于谦呆滞的看着陛下，他终于明白了为何陛下好端端的说起了王安石变法事，原来在这里等着呢。

    于谦斟酌了一番说道：“陛下啊，第三策臣以为为下下策，松江府旧院、应天府神乐仙都、京师东西斜巷胡同，都是游堕之民、黑恶集结之地，常常滋事，这关扑助长黑恶，致道德沦亡。”

    “斗升小民本就困顿，关扑厚利，必然引起争相追捧，百姓本困顿，此策大行民生愈苦，臣以为不妥。”

    在于谦看来，这第三策关扑彩票之事，是下下策，是亡国之策，会导致道德沦亡，万万不可。

    “至于这第二策，臣以为乃是下策，李宾言请旨，请官舍改建为大明匠城，为各地官厂家眷院，襄王在贵州践行利柄，大明各州府若想不受制于人，再无这挟百姓以令州府事，则以利柄大行天下，臣以为方为正途。”

    大明各州府县主佐贰官，不想站着把官儿给当了？

    但是大明官员也没办法，不依靠地方缙绅宗族，连打折的正赋都收不齐，朝廷问罪，百姓叫苦连天。

    利柄论之说，堪称国之良策，朝廷与地方，地方与缙绅争权，利柄二字可定胜负。

    什么是权？不就是分配地位吗？

    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占有劳动本体，怎么占据分配地位？

    李宾言致力于匠城的建设，就是先行一步探探路，看看让士农工商的工匠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匠城就是工匠的合力的具体体现，而各州府县的大量官舍的确要改建，不过不是贩售，而是分配给工匠，建造集体性质的家眷院。

    “至于陛下所言国债，臣不精通财经事务，倒是觉得并无不可。”于谦对于陛下的第一策，也摸不准。

    在于谦看来，国债和宝源局纳储，只是在利钱上，有所区别，并无二致。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