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相公

    宋文化是内敛精细的，这既表现在用宗法、保甲、乡约等绳索对全体民众的约束，还表现在用超乎以往的心机对妇女行为与心智的囿限。文化的精神风貌与妇女的生活状况，正是相互对应的。

    不妨先从外部装束去认识一下宋代的妇女。北宋建国后，妇女渐不戴帔帛。到了南宋，女装更趋向素淡与简易，而且多着逼窄贴体的小袖对襟式上衣，盖在下裙之外。唐代女装中暴露的风尚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公共场合，宋代妇女则要戴盖头，以障蔽面部；脚穿尖小莲鞋。朱熹还别出心裁，在莲鞋底下装上木头，使之行走有声，便于家人监视其活动。遮掩与紧缩，或者说是偏重约束，可以称作宋代女装的一大特征。

    在行为上，宋代的妇女更受到了诸般限制，像唐代妇女那样抛头露面、招摇过市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唐代妇女喜好骑马，如唐代诗人张祜《集灵台》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宫中尚敢骑马，这是何等气魄。王建的《宫词》，则描绘了当时宫女们“夸道自家能走马，国中横过觅人看”的洋洋得意之态。唐时妇女之骑马者，露髻驰骋，不复戴帽，甚至穿着男子的衣衫。女子还骑马参加集体游戏。在出土的唐代击毯图铜镜上，就可以见到女子骑马击毯的英姿。

    而宋时的妇女，连上街的机会都少，平日里只能在垂帘之后张望一下外面的世界。妇女偶或出门，也要乘轿坐车或戴盖头，与尘世依然有一帘之隔。略略探头探脑，即会遭人耻笑。且引一段宋人话本为证。《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的主角蒋淑珍，生得甚是标致，因难逢佳偶，常“垂帘不卷”“高阁慵凭”，说话人对此颇多非议。据话本所说，她“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个纵鬓头儿，着件叩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或倚槛凝神，或临街献笑，因此闾里皆鄙之”。可怜这女子，大门未出，二门不迈，只不过卷帘开眼看世界，便为时论不容。

    宋时对妇女行为的限制，有大量的文字上的规范，北宋司马光在其《家范·治家》中即指出：

    夫治家莫如礼，男女之别，礼之大节也。故治家者必以礼为先，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受，嫂叔不通问，……姑姐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毋与同席而坐，毋与同器而食。

    自司马光以后，这类男女有别的言论越来越多，并成为有影响的社会舆论。

    文字规定毕竟还是纸上谈兵，若要执行必需相应的措施来保证。两宋妇女缠足的普及，正好满足了对妇女施行控制的需要。缠足是一种摧残肢体正常发育的野蛮行为，清人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第十二回中，曾借君子国吴之和之口描绘了妇女缠足之惨状：

    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

    缠足并不是宋人的首创。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载，南唐李后主令宫嫔“以帛绕足，令纤小”，“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但最初缠足之风大约还只在宫中流行，至两宋方普及民间。“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苏东坡《菩萨蛮》词中即有“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句，说明彼时世人已有以缠裹小脚为好的审美倾向。

    在话本中，亦可寻出不少宋时民间妇女缠足的证据。如《碾玉观音》中的女主角秀秀，刚亮相时说话人描述她是“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因是小脚，故随崔宁出走时行不多远，便脚疼走不得了。《错斩崔宁》中的小娘子，出门“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肯定也是小脚无疑。

    妇女缠足的普及，肯定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有效地限制了妇女的行动。林语堂便指出：“缠足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这个说法并不过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热衷于在福建南部推行缠足的习俗，作为传授中国文化、提倡男女隔离的一个手段。”

    缠足作为隔离女性的手段，在元代伊世珍《琅嬛记》中即曾提到：“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车载之，是无事于足也。”流传于民间的《女儿经》对此有通俗的解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裹足其实是为了裹心，于是除了外在拘束的缠裹小脚，两宋时着重内在思想控制的女教也大为兴盛。女教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礼记》的《曲礼》、《内则》诸篇中便记录了不少女子的为人之道、行事之仪。到两汉刘向编《列女传》、班昭著《女诫》时，女教的内容已经颇有系统了。两宋文人儒士则又将女教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人对传统女教的更新，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妇女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例如，班昭在《女诫》中，是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一样读书的。但到了司马光的《家范》中，虽也同意女子读书，却将读书的内容限定为《孝经》《论语》《列女传》之类，而反对女子学“作歌诗”，其强调道德伦理教化之意昭然。明以后出现的女子“无才是德”的说法，正是宋人女教思想的必然发展。

    宋儒对女教的最大更新就是注入了对妇女贞节的刻意强调。《近思录》卷六中载有北宋程颐的一段著名答问：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思想同样在司马光的《家范》中有所表现。《家范·妻》曰：“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为进一步阐明这种观念，《家范》中还列举了许多贞烈女子的事迹。到了南宋，更多的文人儒士成为妇女贞节的热心呼吁者。同时，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对周围妇女的实际生活加以干预。朱熹便曾在给陈师中的信中劝陈鼓励其丧夫之妹守节，以成“人伦之美事”。

    关于寡妇再嫁关乎贞节的议论早已有之，如《礼记·郊特牲》中便有“夫死不嫁”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态的描述，在实际的社会文化控制中约束力并不强。例如，儒学祖师孔子的儿子死后，儿媳虽已生有子思，仍改嫁于卫。秦汉后寡妇改嫁之事例仍多。单以唐代而论，皇家公主寡居再嫁者就有20余人，其中两嫁者23人、三嫁者4人。

    以此推论，民间再嫁者当更多。当然，唐代也有人讲贞节，但“唐代贞节观念很淡薄，并不是个个妇人夫死都要改嫁，不过社会上不禁止改嫁，不逼令守节罢了”。

    直到北宋时，法律仍准许寡妇招进后夫，称为“接脚夫”。但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发展，礼教兴起，其所关注者自不仅仅是观念形态，而是人们的实际行为。故从礼教的立场而言，是要“禁止改嫁”“逼令守节”的。从宋以后的历史看，礼教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其表现便是宋以后各朝列女人数的骤然增加。据有人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收资料统计，在历代节妇烈女的总数中，宋以前历代不过187人，宋、金时骤增至302人，元代742人，明代35829人，清初也有12323人。

    宋人不独讲贞节，还讲贞操。贞节说的是已婚妇女的事，贞操则扩展到未婚女子身上，即所谓童贞问题。陈东原先生曾说：“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渐紧渐紧，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性欲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

    这样一来，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处女就成了婚礼中不可少的仪式，贺客们都极关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红”的标志。若新娘果为处女，男方还要向女方送去上书“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邻里；若新娘已非完璧，则常会发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剧，而女家亦颜面尽失。为了保全颜面，有女之人家就要从小防范，尽力使女子不离闺门一步，司马光便提倡“女子十年不出”。南宋洪迈曾记有《吴小员外》故事，说的是酒肆当垆少女因应邀与客同饮，其父母便训责道：“未嫁而为此态，何以适人？”该女竟羞惭而死。可见在宋时受贞操观的影响，督促女子婚前严守闺房、不与男子接近已蔚成风气。这正如后世流传的《闺门女儿经》所说：“娘边做女，莫出闺门。行莫乱步，坐莫摇身。笑莫露齿，话莫高声。轻言细语，缓步游行。”

    经过宋儒的努力，对妇女缠足和贞洁的要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社会文化的控制力在妇女身上大显威风。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禁锢，使女性心态乃至整个社会心态发生畸变，“金莲要小、牌坊要大”成了社会认同的追求，带给中华妇女的则是近千年血泪斑斑的人生旅程。

    说回当下，陆垚这边离开了正厅的婚宴现场，这婚宴到现在也算是正式结束了才对。除了一些下人们在“打扫战场之外”，其他陆府的人也都是各自忙活去了。

    接下来的事情也用不上棠溪了，陆垚叫来棠溪，这自己结婚之前，基本上棠溪是随叫随到的，每天睡觉之前，还有醒来之后，陆垚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棠溪，之前的时候陆垚都会在第一时间叫来棠溪交代一下这一天的事情安排。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结婚之后，很多事情就比较麻烦了，不过好在陆垚之前跟陆盱已经申请下来了书房的使用权，陆盱已经同意，在陆盱没有使用书房的时候，这书房陆垚可以随意进出，之前的时候书房可是只有陆盱一个人能够进入的。所以，陆垚叫来棠溪交代下去，因为基本上每天都是棠溪起来的比较早，所以陆垚吩咐，在自己醒来后，棠溪这边就可以忙完手上的事情，之后去到书房当中等待自己，每天两人改成到书房当中去沟通工作上的事情。棠溪自然也清楚，这陆垚已经结婚了，不管他是在曹菡那里还是韩韫玉那里，自己都不方便等在门外，不过对于棠溪来说也是有一个好消息的，那就是，之前的棠溪基本上每天都会从陆垚那里接到文稿，然后将两份文稿分别送到曹府和韩府去，自然就是给曹菡和韩韫玉送去的陆垚所写的文稿。而现在，曹菡和韩韫玉已经入住到了陆府当中，这送文稿的事情应该也不用自己做了。等到这新蹴鞠大赛的决赛结束后，陈晨也会到陆府来帮忙，可以说接下来的时间里，棠溪应该不会有之前那么繁忙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