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
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
激烈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廷，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总算开始行动了。
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经逆转恶化的时期中产生的。
其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贫弱局面已经形成，统治危机日趋恶化。
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
当时，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危机的严重，富弼就曾说：
“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同意改革的宋仁宗赵祯
同意改革的宋仁宗赵祯
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总结起来就是：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
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
富弼不无担忧地说：
“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则回答说：
“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
本以为，这庆历新政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仁宗对朋党之论也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五月，范仲淹与韩琦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时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
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
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
“十事”宣布后，“修武备”一项，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其它各项虽然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推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
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
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新政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矛盾又十分尖锐。宋廷财政空虚，就拼命进行搜刮。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
嘉佑四年（1059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对熙宁时王安石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回忆至此，陆垚直接找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要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
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
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
第一百七十五章 庆历新政（2/2）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