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八章 歪打正着(1/2)
作者:夺鹿侯
    韩城,县衙后堂。

    夜风扰动书房烛火摇曳,暖色烛光打在左懋第的脸上。

    桌案上摆着轻飘飘一张纸,还有一根装在木匣中的小拇指。

    信的抬头是知韩城县事,左兄敬启;落款是大元帅府,弟承宗敬上。

    字迹是馆阁体,但不够圆融拘谨,难压锋锐。

    左懋第的眼睛盯着书信,瞳孔却早已失焦,思绪飞到了九霄云外。

    他想起自己在山东的少年时光,鲜衣怒马双亲俱在,尚不知人世疾苦。

    因为父亲左之龙先做延安府同知,后为滦州知州,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在莱阳西郊还有一座西墅草堂,专门读书用。

    而他的母亲陈夫人是宁海卫指挥佥事陈治安的长女,所以他的少年时代,往返于城镇与卫所之间,读书习武。

    跟他的兄弟朋友加入复社分支的山左大社,交游聚会,切磋学问,评说时局,文名远扬。

    而另一方面,他又自小被卫所的将军们看着长大,弓刀铳炮不过是他小时候的玩具而已。

    人们说他还是秀才的时候,就负有海内盛名,不可一世。

    直到他二十三岁,乡试年,父亲突然离世,他没有参加乡试,将父亲葬在家乡,在坟墓旁结草庐而居,守孝三年,错过第二次乡试。

    随后对母亲更加孝顺关心,每晚陪母亲说话,母亲睡了他才去睡,每早陪母亲吃饭,母亲吃完饭他才出门读书。

    当时人们都说左懋第在父亲死后一蹶不振,成了天下第一大懒蛋,日上三竿才起床出门。

    一个青年男子最飞扬激荡的六年,他三年在坟地陪父亲,三年在家陪母亲,只在二十八岁那年跟白莲教徒打过一仗。

    别的秀才都是用弓箭,只有他,用炮。

    一炮炸膛命中自己,一炮打放命中敌首。

    直到二十九岁,他才参加乡试取得亚元,三十岁考取进士,得授韩城知县。

    在韩城这三年,是上天给他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他人生最有意义的三年。

    崇祯五年,他刚一到任,流贼已经在这片土地肆虐三年,王二、王左挂那样的巨寇轮番前来,更有数不清的小贼滋扰县境。

    而流贼只是左懋第作为知县遇到的小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是不下雨雪。

    崇祯五年,冬季无雪,春田迟,没麦子;夏季雨少,秋霜早,杀谷子。

    六年,冬季又无雪,麦子不入地;七年,春季又不下雨,良田成为焦土。

    全面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富家尚能支应,而穷家百姓从吃草根刮树皮,发展到卖妻鬻子,最后刮死人肉而食。

    除此之外,还有左懋第作为吏部铨选、皇上御批的知县,最基本最基本的职责:收税。

    韩城这个地方啊,在籍七千二百九十三户,六万两千六百三十七口。

    七十年前嘉靖四十年的人口普查,后来就没做过了。

    实际上的百姓有多少呢,左懋第知道,他过来就做了人口普查,只是没往上报。

    经过这几年的祸乱,眼下人口还剩十一万出头。

    这里人口不少,但土地有个问题,上次丈清田亩,也是七十年前。

    韩城靠近黄河,这七十年的时间里,黄河多次冲毁岸边田地,但田地毁了,赋税还要按照老规矩交。

    这就导致韩城过去的赋税,每年都是空赔状态,就是说即使县官依照国法百分百完征,韩城老百姓依然倒欠国家银粮两千余石。

    所以哪怕没有旱灾,沿河失去田地的村庄,还是要把这份粮交上。

    解决问题说起来简单,丈地均粮。

    可实际上丈不了,知县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户,有心无力。

    在知县身边的、上面的、下面的,全是有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本地人,都不愿意重新丈地。

    只有沿河那些倒楣村子,总共万把号人想要丈地,可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怎么读书、怎么做买卖,怎么在县里拥有话语权?

    这根本不是那些身上连一件完好衣裳都没有老幼病残,在黄河沿岸看见他就乌泱泱跪地磕头,就能把问题解决掉的。

    那的确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可当金光万丈的知县老爷回到县衙,左懋第依然是孤军奋战,没有人和他一条心。

    左懋第没能力丈量土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个赖子。

    上任三年,年年打报告让朝廷免除过去欠税,这当然不可能免掉。

    但是对左懋第来说无所谓了,他本来就不是个追求应该怎么做的人。

    就好像在这个并没有那么流行守孝的年代,明明有能力够水准,却自愿错过两次乡试一样,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朝廷要收的税,他收,有能力交税却想欠的,他追征,但没能力交税的,欠税了……欠着吧。

    别人说你不催科,朝廷考校功绩的官员来了,你没有功绩,韩城就把你耽误了。

    左懋第说那些人是真交不上税,即使我为了政绩派遣吏员催科拷打,也一样收不上税,反而害了人心和国家元气。

    就算朝廷考功的官员不宽宥他,我心甘情愿。

    所以左懋第的小小韩城,在他上任三年之后,欠了朝廷一万五千两。

    他不光欠朝廷的,实际上自己的俸禄也搭给韩城了。

    崇祯六年,全县受灾,他颁布捐俸劝赈法,自己带头捐了白银五十两的俸禄,一年白干。

    随即走访全县二十八里排查,查出饿得奄奄一息者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在县中设立八个救济点,捱过一年寒冬。

    到去年春季,饥民越来越多,指望捐俸劝导已经不能救助饥民了,便颁布各里赈各里法,要求县内二十八里各自赈济急需救济的乡邻饥民,一共五千二百人。

    还有三百一十一个里甲不收的流浪汉,由县衙设粥厂赈济。

    同时他又给全县饥民按照极贫、次贫、又次贫,分出三个等级共一万四千多人,造册上报,从陕西要到一千四百三十七两。

    那年是乡试年,左懋第被选为陕西乡试考官,他治理的韩城仅一人中举,给他造成极大触动,内心深感不安。

    “如此出色的我,治理韩城,居然没有一点崇文重教之风?”

    回去他就在县中城里尊经社,选拔秀才,每月两次亲自给他们讲解经书,开重视教育之先河。

    而对于学生里穷困人家,则从县衙拨款,每人给银一钱五分到两钱,以免因贫辍学。

    因为韩城缺粮,左懋第上任的时候常平仓已经空了,为避免粮价暴涨,他用俸禄买了一百石粮,又号召乡绅富户捐了两千石,重新设立常平仓。

    这笔支出,又让他两年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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