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与某些国家的交好，包括地缘上近的俄罗斯和东南亚某些国家，本质上是“攻”而不是“交”，只不过这里的“攻”不是单纯的对抗性军事手段而已。

    而这个“近”也不仅仅是地缘，相对而言有经济互助需求的欧洲大陆的某些国家，也算“近”。

    这就是某种意义的“近攻”。

    而同样，华国与某些国家的外交冲突，虽然在地理上很近，但是在战略空间上是“远”的——因为华国目前的主导能力还不能够达到对其作出“向心”，而其往往接受着另一国家的“向心”影响。

    故而，华国在外交上要么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军事僵持和外交僵局，可能是搁置争议，把关系保持在一个“中立的态度”，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交”，现在萌总裁对沙俄的态度就是这样，虽然不便于亲自出访，但是华国和沙俄的关系复苏，一直是曾纪泽在欧洲外交的一个重心。

    在北宋末期，随着契丹的衰落和女真的兴起，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这为北宋解决威胁国家安全的游牧民族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但是，在这一机遇面前，北宋政权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联合女真灭辽，为正在崛起的女真消灭了客观上作为自身屏障的辽国。

    其结果是，在灭辽后不久，女真就发动对北宋的战争，一举灭亡了北宋。

    北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和辽国多年的积怨和仇恨使之做出了目光短浅的选择，一定要致辽国这个多年的宿敌于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历代王朝所惯用的远交近攻的策略也使得北宋认为联合女真灭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远交近攻是进取型的策略，需要与强大的军事力量配合使用，对于军事力量长期积弱、历来采取防御性策略的北宋政权来说在这个时期、这种形势下采取这样的策略恰恰是适得其反。

    北宋的这个政治抉择称得上是南辕北辙，不仅无助于确保国家安全，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女真的南侵、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建立所带来的一个对中国历史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是中国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再次南移，正是这次南移使得江南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无独有偶，在南宋末期，当女真政权日益衰落而蒙古政权不断崛起之际，南宋政权非但没有从北宋的灭亡当中吸取教训，反而重复了和北宋相同的错误，联合蒙古灭金，这一失误理所当然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所以，华皇认为，就19世纪末的这个时代来说，与远近的国家都搞好关系才是正路。

    “远交近攻”的战略也不会完全消失。

    在全球范围内，远交近攻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失去了其往昔的意义，但这一政策并未远离华国，反而从新的角度成为一种常态。

    在区域范围内，远交近攻依然普遍存在。“远”已经不单纯是物理距离上的远，而是国家利益的不相冲突。

    但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否恰恰又与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也和意识形态等不可分割。

    地缘政治，不光记得远交近攻，也要记得唇亡齿寒。前者是对强国说的，后者对弱国说的。

    华国现在这种不强不弱的状态，对于华国和华皇的要求都很高，尤其是对于华皇来说，本身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吊丝穿越巨而已，他现在都还在摸索阶段，时而惶恐呢。

    还有一点，华国的地理条件在如今还是重要考虑因素。在接二连三碰壁之后，华皇的首选，又重新从奥匈帝国，转向了远交德国。

    华皇特别敬佩的国家就是德国，主要因为德国的基础工业绝对是大拇指，可以弥补华国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