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6 指示曾纪泽军购计划(1/2)
作者:轩樟
    在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无论天皇,还是维新派,还是幕府就改革问题已经有共识了。

    实际上就处于原本的历史中,清末戊戌变法成功后的状态。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虽然是幕府最高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个维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还。

    只是因为幕府的守旧势力太深,意见不统一,而且萨摩及长州两藩心急,等不及了,才发动了倒幕战争。

    戊辰战争结束已经是1869年,最后的余波西南战争是1877年。

    因为华皇的关系,这趟战争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发展,西乡隆盛早死了,但现在西乡隆盛仍然活蹦乱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华皇出访欧洲之前,刚刚被轩建章抓住之后,然而华皇下令,轩建章和李鸿章又将西乡隆盛放了回去。

    萨摩及长州两藩就有与中央相抗衡的实力,而中国维新派几乎没有基础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帮着维新派去跟守旧派斗,最后恐怕会比北洋时期还乱。

    无论上层的精英们怎么折腾,最底层的农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不变革,社会还是那样。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不得不考虑,变革过程里枪杆子裹胁其他盲从者。

    华皇向曾纪泽说了他对于国家走向的一些看法,这让曾纪泽对整个国家的局势和华皇的对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认识。

    曾纪泽也向华皇汇报了他在欧洲的一些学习成果。

    曾纪泽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

    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

    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

    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

    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

    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

    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

    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

    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

    曾纪泽对华皇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

    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华皇听了曾纪泽的话,很是高兴,认可道:“说的很好,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前几天,我还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说起过教育问题,跟你的说法差不多。”

    曾纪泽笑道:“我哪里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都是通过平时对华粹晚报上陛下的发言,总结出来的,只是在欧洲待了几年,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思平的。”

    华皇微微一笑,对曾纪泽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原本的历史中,曾纪泽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洋药加税之事项时,义正言辞地说:“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加税之权,操之在我!”

    仅此一项,曾纪泽就足以列入晚清名臣的行列,只是他父亲的光芒太强大,把这个清末璀璨的外交官的锋芒都掩盖了。

    曾纪泽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对于外交官,考察所在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是一项基本的使命。

    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

    首先看建筑。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楼层不高,浪费土地。

    “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

    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曾纪泽没有作进一步剖析。

    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

    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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