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

    元朝时思想管制较松，基本没有文字狱的记录。有人告发南宋遗民梁栋的诗句“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

    梁栋被押往大都审讯，坚决不服，最后礼部官决定：“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便将其无罪释放。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讽刺元朝公文的俗气，被人告官，但处罚只是免职而已。

    唯一一起文字狱疑案则是宋恭帝之死。

    忽必烈封宋恭帝为瀛国公，封谢太后为寿春郡夫人。封福王赵与芮平原郡公，把公主嫁给了恭帝；谢太后有病，下诏书明令优待宋室宗亲，让他们居住在大都。七年后，谢太后病死。

    元朝天下初定，汉人反抗情绪严重，赵显无疑成了这些人的精神领袖，忽必烈完全应该杀掉赵显，以彻底断绝后患，但忽必烈没有对赵显下毒手，而是给了他一大笔钱，给他找了个地方，送他去西藏萨迦寺出家了。

    忽必烈想让他在远离内地的雪域高原终了一生，既使他不至于威胁新政权的存在，又能保全性命。

    元代高僧释念常所著《佛祖通载》记载：“宋主以王位来归，学佛修行。帝大悦，命削发为僧宝焉。”。

    在此之后的汉文史籍就就没有了瀛国公赵隰的记载，但在藏文材料中偶有恭帝的踪迹。恭帝十九岁时到喇嘛庙里出家，驻锡萨斯迦大寺，号木波讲师。入吐蕃，学习梵书、西蕃字经。把汉藏佛经互译比勘，校订经书中的异文。

    后来赵隰还担任了萨迦大寺的住持，法号为“合尊”，成为当时吐蕃的佛学大师，四处讲经，穷其一生潜心研究佛学。

    他翻译了《百法明门论》，以及佛理深奥的《因明入正理论》，在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为“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

    被藏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的名单。

    朱元璋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

    但现代学者陈学霖研究称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

    在《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看来似乎很不堪的历史。

    朱棣全面继承了他父亲文字狱的暴政，杀了方孝孺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

    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

    其他跟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元史》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还有练子宁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还有建文帝的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止发行，一切有关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许露面，还鼓励告密，如永乐九年，黄岩县告发有人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下法司严惩。

    浙江佥事韩邦奇因为看到宦官掠夺富阳茶鱼，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当地的镇守太监王堂认为诽谤圣上，下诏狱，罢黜为民。

    河南巡抚胡赞宗因为写迎驾诗中“穆王八骏”语为诽谤，被革职，杖四十。

    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因为引用白居易、张永诗句“朝廷雇我做闲臣”“江南闲煞老尚书”，嘉靖帝大怒，将其革职。

    嘉靖十六年，应天府试，考生答卷多讥讽时事，考官评语失书名。

    嘉靖帝大怒，将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下诏狱，罢黜为民，府尹孙懋下南京法司。

    洁格格笑眯眯道：“听陛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

    “有吗？其实我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有一条，不要不让老百姓说话，法律和文学，是不相冲突的。不能公开黄，却可以公开谈政治，但是要在一个范围内，这一点，跟黄一样。”萌总裁笑道，“千万不能搞文字狱。欢迎老百姓谈问题，什么都可以谈嘛，我们要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