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不是对我说过吗，前一生高雄曾经告诉过你，做慈善的第一基本功是受委屈。由于那些需要救助的人，往往不是思维方式正确、行动能力优秀的人，所以，他们才会陷入困难的景帝无法自立自救。既然有思维方式不够正确、行动能力不够优秀的毛病，且又受苦很深，所以，面对救助，往往不会做出我们期待的良好反应。”

    你举例子说：“这像我们跳下河去，救一个溺水的人。因为溺水者不会或者此刻已经不能游泳，又被窒息折磨得生不如死，所以，他一般来说都不会正确配合救助，而会死命保住救助者，乃至害死救助者，此时此刻，他也完全不会有对救助者的感恩或者理解之心。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不配得到救助吗？我们要不要继续去救这样的人呢？”

    我被你的话说得慢慢平静了下来。

    你说：“亲爱的，如果我们带着施恩望报的心态，去做扶危济困的工作，最后，往往不见得能减轻多少对方的痛苦，反而会令自己的内心十分痛苦，进而，因为不堪忍受内心的痛苦，而退失了当初的见义勇为之心。”

    你再举例说：“做扶危济困的工作，有点像一个陪产的丈夫，伸出自己的胳膊，让产妇抓挠乃至撕咬。只要她的痛苦得到一点点缓解，小孩能平安出生，她当时对我们好不好，感谢不感谢，态度是否理智，有没有丧心病狂，有没有对我们破口大骂乃至拳打脚踢，那都是不在计较范围内的。我们自愿进产房陪产，不是为了来承受这一切的吗？来与受苦的人共担痛苦。”

    在你清澈的话语分析和劝解下，我对自己慈善之心的退却，感到了深深的惭愧。

    我也应该像你这样的宽厚，这样的坚定，这样的淡泊。

    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应该把这份对濒死者的临终关怀，坚持做下去。

    （三）

    令人欣慰的是，伴随我们的坚持不懈，世界各地也有了很多声音开始支持安享事业。

    两年多以后，安享事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发生在安享医院里的种种感人故事，那些烛光告别晚会的动人时刻，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有的还被写成了小说，改编成了电影电视作品和络短剧。主流舆论渐渐地朝着正面的方向转变。

    我的公众邮箱，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邮件鼓励我们继续做下去，把这些医院开得更多一点，距离他们的居住地更近一点。

    不断有在安享医院里死去的患者，在临终之前希望能够见见我们夫妇。

    他们拉着我的手，用各种语言对我说：“谢谢”。

    他们的家属也用各种字给我们写来感谢的信件。

    有时候我们还能收到一些初生婴儿的照片。这些孩子是那些临死的人在我们的医院停留期间留给还活着的亲人的礼物。

    我们后来用这些新生婴儿的照片做了一面巨大的笑脸墙。

    所有的安享医院入口处，申请入住者一进门，能看到这面婴儿的笑脸墙。

    很多人进门的第一眼，看到这些笑脸，心灵被深深地震撼，阴霾为之一扫，身不由己地被这种纯洁的笑脸所感染。

    像出生是可喜可贺的一样，寿命到了，缘分尽了，能够心无不甘、满怀喜悦地安详离开这个世界，也同样是可喜可贺的。

    （四）

    从42岁开始了安享事业之后，我们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一直坚持着。

    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不辍，直到它得到全球的广泛认可，最终成为联合国教科组织的一个官方慈善项目。

    到我去世的时候，我们的安享基金和安享医院一共陪护了388万6千4百21位患者，平静而愉悦地进入死亡。</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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