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南军屯长拱手行礼便告辞而去。

    陈勋和管家等一众陈家下人都是吃了一惊，没想到如今朝廷对汉军的管理如此严苛。

    “如此一来，官军真乃是天兵了！”

    不去理会管家的感慨，陈勋便上前两步查看起眼前的胡族俘虏。

    忽然陈勋发现这一百七十名俘虏的双手大拇指都被削掉了，所有人都只剩下八根手指！

    “啊！”

    管家也注意到这个细节，急忙对陈勋说道：“家主！如此一来，这些俘虏如何耕种干活啊！”

    陈勋微微皱眉想了一下，而后便释然了：“对咱们来说，这样的俘虏才是最安全的！”

    陈勋看了管家一眼，只见管家的脸上还是很疑惑，便说道：“这些俘虏没有了大拇指，手上的力气至少减少一半，他们干活时用不上力气，拿起刀剑的话同样如此！，明白吗”

    管家猛然反应了过来，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当日，在管家的安排下，这第一批一百七十名胡族俘虏被安顿在上郡各处的农场内，由陈家的子弟以及当地的衙役负责看管。

    随后户部陆续将剩余的胡族俘虏送到了上郡，陈勋将这些俘虏分派下去之后，陈家在各地的农场开始运转了起来。

    与此同时，天子刘洵正在为眼下的漕运而发愁。

    大汉立国初期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加上地方封国的大量存在，当年朝廷的财税来源十分有限，因此漕运的规模不大。

    再加上当年大汉朝廷坚持“量入为出”，奉行节俭财政，用于水利方面的开支较少，所以水利的发展也相对缓慢。

    天子刘洵这几年对于漕运很是关注，知道自秦代以后，黄河常通漕运。当年楚汉战争期间，汉军没有粮食，当时是通过漕运的形式将粮食转至关中的，也由此确立了长安的漕运中枢地位。

    当大汉帝国建立之后，在沿用秦朝郡县制的同时，大封功臣、子弟为诸侯王，各个诸葛王各自管辖封地。因此，汉初漕粮征集区域十分有限，对于黄河漕运的需求并不大。

    大汉初年,河渭漕运总体规模不大，财政积累的程度不高，因此政府用于水利兴建方面的开支不多，直到高后时期，这一状况仍未见明显改观。孝文皇帝时期，为了加强对封国的控制，对诸侯王实行“再分封”政策。文帝励精图治，倡行节俭之风，还屡次下诏劝农，督促农民发展生产。因此，文帝时期国家财政逐渐好转.水利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到了孝武皇帝即位之后，奉行“量出为入，积极有为”的理财观，开漕运以济军，变水患为水利。元朔二年随着推恩令的实行，大汉朝廷彻底解决了王国问题，漕运的发展更为显著，水利工程的兴建也顿繁起来。

    元光六年，孝武皇帝开始大规模北伐匈奴，漕粮物资成倍地增加，因此，京师长安对漕运的依赖日益加重。而渭河曲折水浅及黄河三门砥柱之险等严重影响了漕运的顺利进行，为此孝武皇帝开始大力整顿河清漕运线。据史料记载，孝武皇帝调集数万人，在渭河南岸开渠，经过三年的艰苦施工才完成。漕渠的开凿还满足了两岸农田灌溉的需要，上万顷的土地因此受益。

    为了满足长安的粮食需求，大汉朝廷不得不加大河渭漕运的供给。为此，孝武皇帝开始重视水利灌溉，提高关中的粮食自给。约在元狩元年，孝武皇帝采纳庄熊羆的建议，征调一万多民工从征县引洛水向南开渠，直到临晋。因挖渠时出土了龙骨，故取名“龙首渠”。经过十余年的施工，约于元鼎六年建成井渠通水后，由于黄土遇水坍塌,导致工程失败。

    元鼎六年，孝武皇帝又接受左内史儿宽的建议，在郑国渠旁兴建六条小渠，以解决地势高不能浇灌之弊，故称六辅渠。六辅渠的开凿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大大促进了农业增收，直到后世唐代仍然在发挥作用。

    孝武皇帝元封元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开始主管财政大权。桑弘羊调整了运输政策，加强漕运补给。随着西汉漕运的蓬勃发展，水利兴修更加频繁。桑弘羊的运粮政策实行后，财政效益极好，“虽征敛苛烦,取之无艺,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可见,河渭漕运物流的规模之大，随之国家财力日渐富足。

    汉昭帝宣帝时期，西汉处于恢复性稳定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大汉朝廷多次减免田租利口赋，以及盐铁官营被废除后又有限地恢复等，都不利于政府财力的持续振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漕运与水利的发展。到了宣帝年间，随着奢侈消费开支的增长,河渭漕运量也随之上升。

    可是到了眼下，河渭漕运的运量已经到了极限，而且每年为了漕运，朝廷需要征发大量的民夫，雇佣大量的车船，耗费巨大。

    仅仅是从关东向长安城运送的粮食就高达四百万斛，每年就需用六万人的劳力。

    天子刘洵已经意识到，大汉漕运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否则假以时日，漕运肯定会成为大汉帝国的一大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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