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英国有廉价的工业品。

    但对传统社会的破坏，还需要一些强力手段。

    比如罪恶的鸦片战争、比如内河通行权、比如取消子口税、比如关税受制于殖民者、以及试图把中国给裂解从而分而治之。

    而现在，大顺实际上是要反着来。

    是要用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冲垮世界他处的传统社会。

    但又试图以闭关锁国的逻辑，保护内部的传统小农社会。

    对先发地区，正如刘玉所说的——扶桑移民，是向东大迁徙在最东方的预演——可以允许内地的百姓向先发地区迁徙，从而保证先发地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对后发地区，则如王源的惟农有田论的变种简化版，通过户籍控制，禁止先发地区的人口向内流动。

    实际上，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这种流动，本身就是单向的。

    内地去东部地区做工，做廉价劳动力，肯定比在家种那二亩地要强。

    而即便说东部的底层，他们可以继续向东，而不会选择向西。

    但，对于中层以上来说，实质上，这种流动恰恰就不是单向的。

    简言之。

    资本需要靠人的腿，来跑动。

    实质上，大顺老皇帝设想的这种内外分治，其本质是限制资本向内地流动。也即，通过户籍等的控制，限制携带资本的人去内地。

    传统社会，在大量的海外来的货币资金、廉价工业品冲击下的崩溃，是非常可怕的。

    可怕到不只是小农彻底崩溃。

    而是，连一部分乡绅、地主，可能都要混不下去。毕竟，在农村，地主往往也经营手工业，比如酿造、织布等等。这种狂躁的冲击，会导致内部传统社会的骤然崩解，会出现那种小地主都能感觉到破产在即的程度。

    老皇帝已经隐约觉察到了这种危机。

    所以，他希望以这种粗陋、笨拙、而又似乎可行、在大顺行政能力范围之内的手段。

    来用最笨的办法，亦即内部重筑“行政令的长城”的办法，以类似英国《棉布禁止令》的行政手段，来解决货币改革后，大量贵金属可能流向内地的耕地投机的问题、也解决工商业继续发展工业品对传统小农社会冲击的问题。

    之前刘玉在松苏用的办法，是类似强制结汇、强制发行兑换券、禁止“外汇”直接进入内部的方式，控制着这些年流入的海量白银，逼着这些海量白银往东北、南洋、虾夷上跑，或者往工商业上投。

    现在，老皇帝不认为这种手段，后人控得住。亦或者，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漏洞。

    而且，又牵扯的大顺的货币改革。

    总不能发行两套货币，一套内地的、一套沿海先发地区的……那成什么事了？

    即便说后世有段时间，思想最混乱、先发地方和中央掰腕子最有力的的时候，广东自己发行了货币，也立刻就被叫停。

    而大顺要搞货币改革，要维系统一、维系中央集权，或者说，维系这个国家本身，就绝对不可能发行两套货币。

    一旦货币统一——在此之前，大顺的货币并未统一，以至于可能一省之内，同样的铜钱和白银的汇率，都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如何控制货币涌向内地的耕地上，这就是个皇帝、无论是老皇帝，还是要上台的新皇帝，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能想到这一步，至少说明，这些年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一些社会存在，也终于使得大顺朝廷对于货币的认识上升了一步。

    所有人都清楚，若不用行政手段，货币肯定会往土地、当铺、高利贷上跑。

    陕西商人、安徽商人、山西商人……之前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用实践来证明了这一点。

    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湖北地区的种茶、种棉、种芝麻等操作，被太子的激进工商政策，直接搞出来了粮荒事件。

    也让皇帝对于工商业发展的负面因素，充满了不安。

    太子在湖北搞得那些东西，并不是说没办法解决。但这需要眼光、手腕、提前准备。

    老皇帝的不安，源于湖北一事，看得出，太子就一中人之姿。

    老皇帝相信，若是刘玉去湖北搞工商业，肯定不会搞出来粮荒的事，肯定会提前有所准备。

    但问题是，继承者的手段，经此一事，纤毫毕现。中人之姿，只怕无法驾驭那些繁复的手段。

    这才是老皇帝对工商业继续发展的负面因素充满不安的直接因素。

    既然繁复的手段，只怕继承人无法驾驭。

    那么，还不如直接筑一道新的行政命令的长城，隔开内外。

    这，至少不是往回退。

    而不往回退，一个原因是大顺现在的财政状况，已经和先发地区的工商业严重绑定。退，不是那么容易退的，即便退，也得需要长久的布局。

    另一个原因……

    则还是太子在湖北的激进改革。

    连在湖北的工商业改革，都搞成这个样。你以为，往回退，那么简单呢？

    就现在这个情况，往回退可是需要大手腕的，连个条件这么好的工商业发展都搞成这个鸟样，怎么可能会有往回退的手段呢？

    与其让太子将来面对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甚至于一个“简单”的货币改革的后遗症问题，都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最后要么激进、要么激进后吓得无比保守甚至反动，动来动去动成个王莽改制。

    那还不如提前布局，至少能按照现在这一套，走成萧规曹随。

    而这，恰恰就是刘玉认为，这可能是给野心家创造机会的前提。

    因为这么搞，大量的货币等同于不是分散到全国，而是全都留下了两省；先发地区内部，也不可能避免廉价工业品的冲击；以及更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

    将会加速先发地区的矛盾，小农、小生产者的破产，会极端加速。

    届时，资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位能够“保护资本主义”的皇帝。

    或者说，选择一位能够保护他们对外扩张利益、保护他们在先发地区兼并土地的权利、保护他们雇佣极为廉价的劳动力的权益的、能够掌控军队和组织一套政权体系和暴力工具的……新皇帝。

    鉴于大顺的特殊情况，这位只能是新皇帝，而不能是护国公。并且肯定得姓李，最好以“清君侧”的方式直接轰入京城，尽可能保持稳定。

    这位新皇帝，必须是传统的、符合传统的、至少得是有大顺的继承法理的传统。否则，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就不得不面对传统地区的小农，找出一位寄托了传统理想的皇帝、借助传统力量的官僚士绅，来对抗他们。

    同时，这位新皇帝，又必须是激进的、变革的、至少得保护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至少，维护现有的一切、并且保证一个稳定的温室让他们继续成长、且能保证海外利益、甚至有能力指挥对外扩张和战争争取更多市场的。

    简单来说，这位新皇帝，必须要披着传统的外衣，甚至祖先的尸骨，来维护新的秩序。

    外姓护国公？先问问内地诸多省份的士绅、官僚、读书人，认不认。

    传统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没人会觉得，这些代表传统力量的人，就真么那么孱弱可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