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皇帝心中实则是焦急如焚，面上始终克制着，给杨延昭军去的诏书中，更是明确地指示，不要急躁，不要轻进，让诸将听令而行，朝廷会保证军需之供应，等等。
刘旸是竭力给杨延昭缓解压力，他毕竟也是上过战场的，对于兵家一些门道也了解，心知急躁不得，战略上是不肯再犯任何错误了。这样的举措，当然是有用的，一定程度上，被委以重任的杨延昭，背负的压力比皇帝还大。
就是刘旸考虑那般周到，倾尽信任相托，杨延昭依旧想着尽快解决蜀乱......
起义军的决策，不管是东击川东也好，还是反攻成都也罢，其内在原因，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求生的欲望，一种野兽般的本能。
由于连续的灾害，川蜀的粮荒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潘佑在任时，还能竭力协调赈济，平抑粮价，安抚人心。然而元年的大旱，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
当起义爆发，战乱频仍，起义向剥削阶级宣泄来自农奴贱民复仇怒火的同时，也将原有的社会治安与生产经营秩序冲击了个支离破碎，土地荒芜，粮食短缺，饥饿危机，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蜀乱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
然则，剑南真的缺粮吗？不尽然，缺也不至于缺到这种程度。只不过，就和土地与盐、茶、丝三宝一般，粮食这种基础而救命的物资，同样集中在权贵、地主、豪商们手里。
让他们把宝贵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穷人，少量地邀买名声可以，大规模救济那是官府的事，谁家也不是开善堂的。派粮也可以，拿钱、拿地、拿人来换......
统治阶级压迫日甚，不给活命，劳苦大众自然得造反，而如果造反这样激烈的抗争运动也仅仅基于活命，那也注定走不远。
当扛起“均贫富”的旗帜后，固然是万民影从，光环加身，但同时，作为领袖的李顺还得喂食聚拢在四州嗷嗷待哺的嘴。乱事越搞越大，人也就越聚越多，到几十万张嘴时，生存依旧是起义军第一考虑的问题。
打下川东，而后东出湖广就食，打破川蜀牢笼的同时，还能把义军的光辉播撒到大汉更多的地方。这一构想，随着泸州之战的失利，被彻底打破。
于是，回攻成都，继续从成都平原这片哺育了千千万万的蜀中儿女的土地上觅食，这也是无奈的选择，没有生产能力，也没有时间从事粮食创造的起义军，只能去抢夺既有的生存资源。
即便这种选择无异于自陷囚笼，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平乱大军正各方朝蜀中赶来。
如果说王、李起义在举事前期还有“反苛政，均贫富”的正义性的话，那么随着李顺大军北上，兵困成都，随着生存压力的一步步走高，在饥饿与死亡面前，那丝正义性也迅速被泯灭掉了。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除了反动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之外，起义者自身的局限性则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王、李二人，也未能打破这个规律。
在北上初期，还是有很大一批人欢欣鼓舞，喜迎义军，但情况慢慢地就发生变化了。起义军要活命，成都周边的士民百姓同样要活命，大伙可以为了这一相同目标汇流，生存的压力之下，也有可能导致彼此仇视互戕害。
随着几次进攻成都不果之后，起义军在一种微妙之中渐渐变质了。那些既没能逃进成都，又没有流离他方逃难，而是选择留下，支持李顺大军的人发现了。
义军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获取应有的“公平”，反而加剧了混乱，连起码的安宁也丧失了。去年大旱，农事耽误了，今岁旱情缓解，因为战乱又耽误了。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起义军也开始四处搜掠了，为了满足进攻成都需要，李顺的部下们四面出击，几乎要把附近州县的地皮都刮干净，如蝗虫一般吞噬着所有看得到的东西......
而到这一步，就彻底有违起义初衷了。早在王小波起义之初，在解放旁户小民的过程中，义军一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作风与军纪，不说秋毫无犯，但绝无凌虐之举，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户，也会给他们留下基本的口粮。
这个作风，在李顺军转战初期，也一直保持着。然而，这种“仁义”对于一群由旁户、下民组成的起义军来说，实在太难得，也难以长久。
狭隘的见识度与低效的组织力，让他们在面临问题时，只能采取一些简单而粗暴的办法，激情过后，乃是更加的疯狂。生存问题面前，什么强权公理都不可怕，什么礼义廉耻都抛诸一边。
对于义军的变化，李顺也很苦恼，然而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虽是起义军的领袖，但对于部下的约束力，实在不算强。同时，他也需要各种资源，尤其是粮食，以维持对成都的进攻。
成都拿下来，未必就能解决问题，但不拿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何况，义军能打胜仗，一靠胸中那口怒气，二靠人多，三靠不怕死，说到底，还是靠人命去填。
义军将士牺牲付出了那么多，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该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大家都活不下去起来造反，你还能活下去，这如何能同舟共济，并立偕行？只有大家都成为一类人，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为千万蜀民争取到一丝新希望......
当然，李顺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毕竟他们还是拯救贫民的义军，又都是蜀中父老，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察觉到对部下掌控力的不足，李顺自度，认为是自己威权不固的原因。蜀中的起义军，虽以李顺军为核心，但实质上还是各种势力、各股来源涓流汇聚，李顺固然是领袖，部下响应其领导号召，但并不受他绝对约束，起义军上下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组织架构......
于是，为了树立权威，起到约束义军的效果，李顺想出了一个法子：称王。
雍熙二年2月15日，起义军首领李顺在汉州称王建制，自称蜀王，改元建兴，置百官，分封将帅功臣。
称王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再兴兵马，大攻成都。与此同时，李顺又分兵四方，向外扩散，掠粮掠丁，没办法，成都平原也养不活那么多军队了。
但是，派往周边攻略的“蜀军”，这一回遭到沉重打击，各州各县，官兵乡勇，都是竭力剿贼。显然，人心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北上的七万“蜀军”，被曹光实、康继英二将几乎打光，半数以上都做了俘虏，攻取剑阁，将朝廷大军阻隔于北川的意图也落空了。
李顺称王的举动，也像一场沐猴而冠的滑稽戏，不只彻底彻底激怒汉廷，也丧尽了最后一点民意支持，除了那些渴望着“封侯拜将”的泥腿子之外，没有人真心认同。
随着平叛大军陆续入蜀，休整武备，也开启了其败亡的倒计时。甚至于，混乱无比的成都城，也被激起了一派“同仇敌忾”之心。
当然根本原因是朝廷援军快到了，以及起义军在成都平原上那份自毁根基的做法，遭到了成都上下的唾弃，谁也不敢保证，城破之后，那些饿红了眼的叛贼会做出什么事来。
因此，李顺称王刺激下的起义军进攻更加疯狂，但成都守军的抵御额更加坚决，更加强力，时不时地还能派遣精锐出城袭击，给起义军造成巨大损失，严重阻滞其进攻。
事到紧急，成都的城防大权实则已经被布政使向德明给接过来了，上官正等一干道司将领则逐渐沦为执行者，同时一点怨言也不敢发。
向德明甚至给守军划下了一道红线，失防者斩，怯战者斩，抗命者斩，但同时也表示，粮食管够，兵丁管够，武器管够。
这样的攻防之下，围绕着成都城垣展开的厮杀搏命有多残酷可想而知。死人，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从蜀乱爆发以来，哪天不在死人？
事实上，乱局发展到这等地步，不只朝堂之上在反思，损失惨重的蜀中权贵、地主豪强们也在反思，而用无数流血与死亡换来统治阶级反思的贫苦百姓们，也不禁反思：
过去即便被盘剥，被压榨，哪怕卖身为奴，哪怕像狗一样，总是有机会活下去了。就是落草为寇，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狂热之下的暴戾手段，只会把仅有的安定与残存的希望尽数毁灭，最终将所有人埋葬，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到蜀乱后期，那些还跟着李顺进攻成都的，只是一群麻木的仅剩生存本能的野兽，传说中的锦官城，那铜墙铁壁之后，似乎就是希望所在，跨进成都城，就仿佛走进光明的未来。
只不过，这最后的妄想，也随着朝廷平叛大军的南下、西进彻底破灭，当起义军彻底陷入崩溃，连“蜀王”李顺也殁于阵中时，成都这座地处大西南的统治阶级最顽固的堡垒，依旧屹立耸峙，坚定如山。
只不过，刺破乌云的阳光照耀下，无数血肉浇筑过的城池，“艳丽”几可夺目，温暖的色调背后，是刺骨的寒冷......
起义军的覆亡，可以说是一场自我的毁灭，就像是一道烟火，尽情释放之后，化为尘埃。
杨延昭大军南下，只经过大小四、五战，几十万叛军就崩溃了，当然，说是几十万难民，或许也没错。
相比之下，如何收拾那仿似被万千蝗虫祸害过的天府之国，如何安顿那些如蛊虫一般活下来的百姓抑或乱民，才是更为迫切，更为紧要，也更具挑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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