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国资部的人对于吴光良提出的这第一个政策，都表示了认同。

    看到大家都没有反对，吴光良继续说：“我们无法控制育龄妇女的数量，但是，我们可以有序地引导这些育龄妇女的生育时间。

    比如说，我们的医疗系统登记的孕妇人数是清楚的，她们的预产期也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对未来几个月的生育形势进行干预。

    如果在某一年度孕妇的数量已经接近了七十万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台政策，要求在这个时期内有生育计划的夫妻延迟生育计划。”

    “如何让他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延迟生育计划？

    罚款？没收财物？还是让他失去工作？“

    “经济的制裁并不是万能的，行政的手段也会产生很严重的后遗症。

    何况，我们华夏国本身就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引导机制已经覆盖到了所有成员的诚信值。”

    小宝说：“这诚信值对应的是当事人日常生活中的诚信行为，与你所说的这个有点不沾边吧？

    如果在这个诚信值之中引入太多的政策因素，我觉得有可能弱化诚信值对个人的评价公平。

    因为，如果这个诚信值会因为政策的因素而受到影响的话，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出这个人的日常行为。

    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遇到政策因素而影响到自己的诚信值，从而影响别人对自己真实行为的评价。

    所以，我认为这样做并不合适。”

    “难道你们忘了，还有一个可以影响到个人诚信值的因素社会贡献点。

    育龄妇女按照我们的政策要求延迟了生育计划，就是在为我们的社会管理作贡献，所以，适当地奖励一定的社会贡献点也是应该的。”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来界定，哪些人是响应了我们的政策要求延迟了生育计划。

    比如说，我明知道今年的怀孕人数已经达到了上限，然后不管有没有生育计划的都说他们已经做好了生育的打算，难道说我们要给所有的育龄妇女都奖励贡献点？”

    “就是，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根本无法界定哪些是真正的生育计划，这样会明显地影响到政策的公平性。”

    “这样的做法如果并不违规的话，会严重损害到我们华夏国的诚信评价体系，因为这样的政策不但没有引导大家的诚信行为，反而会成为一种反面的引导，我也认为不妥。”

    “……”

    国资部的人纷纷对吴光良的办法提出质疑。

    魏民生也注视着吴光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没有问题的办法，来证明他的政策是切实可行的。2k阅